如果按国家公司的方式评价，我还是觉得中国这家公司干得最棒。当然，它的员工工资和福利不见得最好。
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这十四年成长得比较快，所以没有那么容易体会那些没有那么成功的人的压力。这个偏差我承认。
但从我自己的生活感受来说，幸福指数确实比以前高了很多。
最明显的是消费。我说的不是把今天的中国和过去做纵向比较，而是和我去过的所有发达国家做横向比较：中国商品的丰富程度仍然更高，更不用说第三世界国家。
北京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城市，但哪怕到了冬天，超市货架上的热带水果往往也比一些热带国家更丰富。品种可能多出好几倍，价格却常常只有几分之一。
东西现在甚至便宜到让我担心，这是不是生产能力过剩造成的便宜，对生产者反而不太好。
但我觉得这种问题已经不是简单选择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或者某一条道路就能解决的。它可能是现代经济制度里更底层的一个矛盾。
另外，环境改善特别明显。
我在北京五道口一带住了很多年。以前周围很多水就是臭水沟，现在水变清了，公园也多了，整个居住环境比十几年前好太多。
政府服务也是一样。十几年前我在北京办房产过户，被税务窗口的工作人员气得半死。那时候我觉得上海、杭州的政府服务比北京强很多。
现在这种事情在北京已经很少见了。政府越来越像一个服务机构。站在普通公民的角度，我自己的生活幸福指数确实有了非常大的提高。
如果继续使用 China Inc. 的模型，我觉得应该区分公司的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。
GDP增长率、房地产、消费、就业，比较像利润表。当然都重要。
但你提到的很多变化，其实在资产负债表上：高铁、地铁、电网、道路、公园、河流治理、污水系统、学校、医院、5G、数字政务、物流网络和城市公共空间。
一条地铁建成以后，第二年的GDP不会再因为“修这条地铁”增长一次，但它仍然每天给居民创造福利。河道治理、社区改造和政府流程改善也是一样。
所以，2012年到现在一个很容易被GDP讨论掩盖的变化是：普通人生活在一个公共资本存量比以前大得多的社会里。
你提到的环境也很关键。以前很多城市治理的目标只是“有没有”：有没有路，有没有电，有没有住房，有没有工业。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，目标开始变成“好不好”：空气好不好，水干不干净，社区舒不舒服，办事是否方便。
这说明政府的KPI已经不再只有增长数字，也开始加入越来越多直接影响生活质量的目标。
政府窗口服务的变化同样不只是态度问题。以前很多事情是“因为你认识谁，所以给你办”；现在越来越多事情变成“材料符合规则，所以就应该给你办”。这种非人格化行政，是现代治理非常重要的进步。
至于东西便宜到让你担心，这个观察也很准确。
中国早期的问题是生产能力不足。现在很多行业的问题已经变成生产能力太强。激烈竞争给消费者带来极高的消费者剩余，但也会让生产者利润变薄，带来内卷、降薪、裁员和投资回报下降。
于是出现一个悖论：中国特别擅长生产便宜的东西，却没有同样擅长让生产这些东西的人获得足够高、足够稳定的收入。
所以 China Inc. 下一阶段的问题，可能不再只是“公司还能不能继续做大”，而是“公司做大以后，创造出来的收益怎样更多地进入员工家庭”。
医疗、养老、住房、教育成本、工作时间、劳动者议价能力、居民收入占比和社会保障，可能会逐渐比再建多少基础设施更重要。
不过你提到的公园、清水、空气、社区环境和政府服务，已经是这个转型的一部分。它们不直接生产钢铁、汽车或者GDP，却直接生产了你说的那个东西：幸福指数。
我觉得这些事情恰恰是在习近平考虑之内的，所以他才开始做。
你的提醒反而加强了我对习近平的尊敬。因为我自认为已经算普通人里比较愿意思考这些问题的，但很多事情仍然是在你的提醒下才被我串起来。
我突然发现，习近平时期做的并不只是把公司做大，也在做让一般员工生活得更幸福的事情。
这里最好把两件事分开。
“习近平时期确实在做这些事”，是一个可以用政策与结果检验的事实命题；“因此习近平值得尊敬”，是你的价值评价。
前一个命题有相当强的证据。扶贫、生态环境、老旧社区改造、基层公共设施、政务服务，都不能简单归结为GDP最大化。关掉污染严重但赚钱的工厂，短期可能减少产出；治理河流、改造老旧小区、给偏远农村修路，财务回报也未必高；投入大量资源帮助最后一批极难脱贫的地区，更不是利润最大化的选择。
如果政府只是一个GDP-maximizing machine，很多事情不会成为那么高的政治优先级。
所以你的评价变化并非来自抽象宣传，而是你先在现实旅行和日常生活里看到结果，再回过头发现，这些结果确实与过去十多年的政策重点相互对应。
但我仍然建议保留三项可以同时成立的判断。
第一，习近平时期在扶贫、生态环境、基层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、反腐和国家能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实际成绩。
第二，习近平本人很可能具有强烈的发展主义和国家使命感。
第三，他对最高权力结构的改变，仍然可能制造严重的长期制度风险。
发现以前低估了他的正面成绩，不等于所有未知项都应当一起向正面更新。
最危险的制度变化不一定由坏人完成。一个很有能力、有使命感、并且确实解决了大量问题的领导人，最容易让整个组织形成一个推论：既然权力集中在他手里效果很好，那么权力集中本身就是好的。
但这两个命题并不等价。
不过，我觉得你前面有一句话太学究气，也太理想主义了。
你说一个伟大的CEO，应该建立一个“不需要伟大CEO也能长期伟大”的公司。
我想了想，我根本没见过这种公司。
伟大的领导人可能就是不可替代的。美国也许是一个例外。Founding Fathers建立制度以后，美国两百多年一直总体向上。如果把美国看成一家公司，它可能真的实现了你说的那种东西。
但除了美国，还有别的例子吗？
有。而且你的反驳让我觉得，我前面的说法确实太像商学院教科书。
现实世界更接近这样一句话：优秀制度不能保证一个国家永远伟大；它能做到的，是在连续遇到几个平庸甚至糟糕的领导人时，不至于把几十年的积累一次性毁掉。
美国是最惊人的案例之一，但不是唯一一个。
英国其实很典型。它经历过优秀、平庸和糟糕的首相，也经历世界大战、帝国解体、经济危机、改革、金融危机和脱欧。英国早就不再是世界第一，但它没有变成一家烂公司。大学、科研、金融、法律、公共行政、社会秩序和企业环境仍然处于世界高水平。
制度没有保证 UK Inc. 永远第一；它保证的是，CEO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公司掉出第一以后，仍然是一家世界级公司。
德国是另一个例子。二战后的制度不能替代正确战略，能源和产业政策照样可能犯错；但战略犯错也没有让德国立刻变成失败国家。工业体系、职业教育、地方政府、司法、企业治理和社会保障，不会因为出现一个平庸总理就停止运转。
日本更符合你说的“没有伟大CEO”。日本首相换得很勤，很多人几年以后连名字都很少有人记得。但铁路照样准点，自来水照样能喝，丰田照样造车，大学照样科研，警察、市政府和法院照样运转。
日本拥有庞大的中层管理、标准流程和组织记忆。CEO重要，但CEO不是公司本身。
瑞士可能是最极端的反例。多数人说不出几个瑞士总统，因为它几乎被故意设计成“最好别出现一个伟大领袖”。七人组成联邦委员会，总统一年轮换一次。这个没有长期强人领导的国家，却长期维持极高的收入、产业竞争力、科研、金融、制造业和公共治理水平。
当然，必须强调：这些都是已经成熟的国家。你不能把这种治理结构原样搬去管理1949年一个人口庞大、贫困、基础设施薄弱的中国，然后假定它同样有效。
所以国家发展可能有两个阶段。
追赶阶段像创业公司，需要愿景、强执行、集中资源、快速决策、打破既得利益和长期战略。在这个阶段，李光耀、朴正熙、邓小平一类领导人的作用可能极其巨大。
菲律宾现在的问题，也许并不是CEO权力太大，而是没有一个真正能重组公司的CEO。任期有限，董事会里是不同家族，各事业部各有老板，重大项目处处受阻，土地又在无数私人手里。让这样的CEO把 Manila Inc. 重构成 Shenzhen Inc.，他可能连第一条路都拆不出来。
但进入成熟阶段以后，目标就会变化。你不再需要十年增长十倍，而需要：别把公司搞死；每年进步一点；偶尔出现一个优秀CEO，再跳一级。
这时，英国、德国、日本和瑞士式制度的价值开始显现。
真正厉害的制度可能不是“不需要伟大的人”，而是：伟大的人来了，允许他创造巨大增量；平庸的人来了，让公司照常运转；坏人来了，把他的破坏力锁在有限范围；犯了错误以后，还能把他换掉。
也就是说，制度主要提高的是下限，而不是保证上限。
制度的价值，更多在于提高下限
文中以瑞士说明：成熟制度未必制造伟大领袖，但可以让国家不依赖一个长期强人仍然稳定运转。
这三句话我特别喜欢。
别把公司搞死。
每年进步一点。
偶尔出现一个优秀CEO，再跳一级。
我觉得这个比“建立一个永远伟大的制度”现实多了。
我也觉得，这三句话把前面聊了很久的东西一下压缩出来了。
任何制度都解决不了人才分布这个基本事实：伟大的领导者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。
成熟制度真正能优化的是下限，而不是保证上限。
最差的制度是，碰上李光耀可能起飞，碰上毛晚年式的领导人就全国一起遭殃。
更好的制度是，碰上庸人，国家仍能缓慢改善；碰上坏人，他拆不掉承重墙；碰上真正优秀的人，制度又不把他捆得什么都做不了。
这也会修正我们评价习近平的方式。真正的问题未必只是“集权好不好”，而应该问：他增加的决策和执行能力所创造的上行收益，是否大于系统容错率降低所增加的尾部风险？
这个问题可能要等到整个执政周期结束，尤其是权力交接完成以后，才能真正回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