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中国。
我是在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那种环境里长大的。那个时候中国普通人的教育水平、社会文明程度跟今天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我小时候对社会的很多负面印象其实非常深：愚昧、贪婪、鸡贼、小市民习气，农村还有各种各样现在看来非常落后的观念。
但是我现在回头想，我从小听到的很多共产党宣传，其实很有意思。
比如：“要想富，先修路。”还有计划生育、植树、科教兴国。
我小时候打开电视，经常就是农业节目，天天教农民怎么科学种田、怎么使用新技术。当时根本不会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了不起。
现在我到了菲律宾，反而突然意识到：共产党当年其实花了几十年时间，不断地教育整个社会应该怎样现代化。
它不只是修路。它是在提高整个社会的基础能力。而且这不是一届政府做五年就结束，是几代领导人不断强化同一个方向。
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：propaganda 并不意味着宣传内容一定是假的。
现代国家本来就需要塑造某些社会规范。“要想富先修路”既是在教育普通人，也是在教育基层干部：什么叫发展？不是喊政治口号，而是修路、通电、办学校、发展产业、提高收入。
如果这种东西持续几十年，就会形成非常强的组织文化。一个县长即使有自己的问题，他也知道自己的政绩应该包括招商、修路、产业、GDP、就业。
这其实已经成为组织的默认 objective function。
所以我后来越来越觉得，中国共产党很像一家公司。
最早是一群创业者。一开始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管理这么大的国家。不断试错，不断犯错误，然后逐渐形成自己的管理体系。
毛泽东时期当然是一个极端例子。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很容易被毛泽东、卡斯特罗这种人拿来作为极端政治的工具。
但中国很幸运的一点是，毛泽东死后并没有继续被这种极端意识形态绑架。从邓小平开始，中国变得非常实用主义。
黑猫白猫，能抓老鼠就是好猫。什么东西有用就用什么。
所以最后中国虽然还叫社会主义国家，但实际上给整个系统打了无数补丁。最后保留了一些社会主义元素，也使用市场、资本、外资和私人企业。
我觉得这特别像一家公司创业以后不断迭代自己的管理方式。
这个公司比喻很有解释力。
毛时代很像 founder-dominated organization。创始人的个人权威甚至可以凌驾于组织本身之上。
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体现了一种极端的 founder risk：最高领导人可以绕过正常组织机制，甚至发动群众去摧毁自己建立的官僚体系。
而改革开放以后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 institutionalization。
邓时代形成的很多政治安排，可以理解成共产党在回答一个问题：怎样避免以后再出现一个毛泽东？
干部退休、集体领导、技术官僚、政策试点、地方实验，以及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，其实都带有这种组织学习的痕迹。
你这么说以后，我反而想到另外一个问题。
也许如果当年坐在毛泽东位置上的是李光耀，中国反而未必能直接变成一个“大号新加坡”。
因为如果没有毛泽东这么瞎折腾，共产党自己可能没有真正吃过这个亏。它可能没有发展出对极左主义、意识形态优先这种东西的免疫系统。
恰恰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把整个共产党都折腾惨了以后，他们才真正知道：这条路绝对不能再走。
我认为这个判断有相当强的解释力。
大跃进和文革不仅给中国社会造成灾难，也给共产党自身造成巨大创伤。后来重新掌权的很多干部本人就是这些政治运动的受害者。
所以改革者不是通过一本教科书知道毛式治理有问题。他们自己就是实验数据。
这当然不能反过来说灾难因此值得。但从组织学习角度看，灾难确实可能产生制度免疫。
中国特殊的一点是：组织经历了灾难，却没有随灾难一起崩溃。所以它能够保留组织，同时修改组织的运行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