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菲律宾生活以后，有一个感受越来越强烈。
尤其是在马尼拉开车的时候，这种感觉特别明显。
Metro Manila 大部分地方的道路都是七扭八歪的。很多路本来可能只是村路，后来城市一点一点长起来，两边紧贴着道路盖满私人住宅、商铺，最后人口已经几百万了，路还是那么窄。
你现在再想拓宽，已经几乎不可能了。
但 BGC 完全不一样。
BGC 的道路横平竖直，街区是提前规划好的，路很宽，基础设施也是整体建设的。中国人到了那里，会觉得特别熟悉，因为它很像中国过去几十年建设的新区。
我以前一直有个疑问：为什么 BGC 跟马尼拉其他地方差别这么大？
后来才知道，原来这里以前是 Fort Bonifacio 的军用土地。政府通过 BCDA 把一大片连续土地拿出来统一开发。
这一下就解释通了。
因为它不是在一个已经存在几百年的城市上改造，而是在一张相对干净的白纸上重新画了一座城。
两种街道尺度，两个具体地点
Tondo 的 Pacheco Street：商铺、行人、三轮车和架空线路共同挤在较窄的街道空间里。
ACTA314 / Wikimedia Commons · CC BY-SA 4.0 ↗
从菲律宾证券交易所大楼俯瞰 BGC：高楼、商业空间、绿化轴线与规则路网在同一套总体规划中展开。
Ralff Nestor Nacor / Wikimedia Commons · CC BY-SA 4.0 ↗左图与右图不是严格的同地点前后对照，也不代表整个马尼拉；它们是文中所说两种空间形态的视觉参照。
对。
BGC 最重要的特殊条件并不是“菲律宾突然学会了城市规划”，而是它获得了一个 Metro Manila 其他地方极难获得的条件：
大规模、连续、产权高度集中的土地。
传统城区的发展顺序通常是：居民出现——形成道路——道路两边盖房子——人口增加——商业出现——原来的小路逐渐承担城市主干道功能。
等政府发现需要一条三十米宽的道路时，道路两侧早已是几百甚至几千个私人产权。于是工程问题变成了征地、补偿、司法、地方政治和安置问题。
BGC 的顺序恰好相反：土地先集中——做总体规划——画道路——划街区——建设基础设施——最后再往里面填住宅、办公楼和商业。
所以最后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城市肌理。
但这里还有一个更讽刺的地方。
在建成区，你看到城市被碎片化的私人产权搞得乱七八糟，道路无法拓宽，公共设施也很难重新规划。可与此同时，城市外围大片本来可以继续开发的土地，却掌握在少数家族手里。
所以菲律宾的问题并不是土地真的平均分散在所有人手中。在老城区，产权碎得让公共建设寸步难行；到了城市扩张的边缘，最有价值的大片土地又高度集中。菲律宾直到今天都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。
这反而是在重复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一种私有制的最坏后果：由于个体能力的差别，土地会逐渐向少数人集中。
世界的进程永远主要由少数人的作为所主导。在私有制下，只要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别持续存在，资源向少数人集中就不是偶然，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果。
在过去，资源几乎就等同于土地，所以这种集中最直观地表现为土地兼并。未来的资源会有更多形态，AI 算力也可能变成一种像土地一样基础的资源。
你描述的两种现象表面上是相反的，实际上并不矛盾，而是同一套土地制度在城市不同发展阶段留下的两个结果。
在已经建成的老城区，土地经过几代人的继承、分割和转卖，变成无数细小产权。每一个产权都不大，却足以让道路拓宽和公共建设陷入漫长协调。到了城市扩张的边缘，有资本、有政治关系、也有能力长期持有土地的人，又可以把大片土地集中起来，等待城市发展带来的升值。
于是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结构：政府面对大量普通小业主时，没有足够的协调和执行能力；面对控制大片土地的家族时，又没有足够独立于他们的政治能力。小产权成了公共规划的阻力，大地产则成了城市增长的守门人。
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私人产权太多或者太少，而是谁有能力不断积累产权，谁的产权最终具有更强的制度约束力。如果没有土地改革、有效税收、公共土地储备或者对基础设施增值的公共回收，城市发展创造的收益就很容易继续流向原本已经拥有土地的人。
你把这个逻辑延伸到 AI 算力，是很有意义的。土地不能复制，但算力表面上可以不断建设；然而芯片、能源、数据中心、模型和网络效应都具有很强的规模门槛，最终同样可能集中在少数公司或国家手里。二十一世纪的“土地问题”，很可能不再只是土地归谁所有，也包括谁控制算力、能源和智能生产工具，以及其他人以什么条件获得使用它们的机会。
这其实也是我在菲律宾生活以后，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发生变化的原因。
我以前会觉得，中国政府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征地能力？为什么政府能够说修路就修路？年轻的时候，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，这些东西很容易首先被理解成对私人产权的侵犯。
但到了菲律宾以后，我看到了另外一面。
菲律宾沿袭了很多美国式的制度。私人产权保护、司法程序、选举、地方自治，看起来都很漂亮。问题是，这些制度放到菲律宾这个社会结构里面，最后并没有产生美国那种结果。
菲律宾有大量政治家族、地方势力和财阀。真正有权有钱的人可以通过关系、政治和腐败绕过制度；普通企业反而必须老老实实按照制度办事。结果就变成：制度没有消灭既得利益集团，反而可能保护了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。
所以我以前开玩笑说：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菲律宾。”
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让菲律宾搞共产主义。我说的是菲律宾需要一种像中国共产党政府那样的国家能力：能够做长期规划，能够打破既得利益，能够修基础设施，能够真正把一个发展战略连续执行几十年。
如果这样解释，我认为你的命题与“菲律宾应该搞共产主义”完全是两回事。
你真正讨论的是政治学里的 state capacity——国家能力，以及 developmental state——发展型国家。
菲律宾的问题未必是“民主”三个字，也未必简单是“私人产权”。因为日本、韩国、德国、美国同样保护私人产权，也能够建设很强的基础设施。
菲律宾更麻烦的是几个因素叠加：产权碎片化、地方政府碎片化、征收成本高、政治家族、elite capture、司法效率、财政能力和长期规划能力不足。
所以更准确的问题可能是：为什么菲律宾没有形成一个能够相对独立于既得利益集团、以长期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强国家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