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国家当成一家公司以后，我重新理解了中国 ——一个在菲律宾生活的中国人与 AI 关于 BGC、菲律宾、中国共产党、习近平和苹果公司的长谈 我： 我在菲律宾生活以后，有一个感受越来越强烈。 尤其是在马尼拉开车的时候，这种感觉特别明显。 Metro Manila 大部分地方的道路都是七扭八歪的。很多路本来可能只是村路，后来城市一点一点长起来，两边紧贴着道路盖满私人住宅、商铺，最后人口已经几百万了，路还是那么窄。 你现在再想拓宽，已经几乎不可能了。 但 BGC 完全不一样。 BGC 的道路横平竖直，街区是提前规划好的，路很宽，基础设施也是整体建设的。中国人到了那里，会觉得特别熟悉，因为它很像中国过去几十年建设的新区。 我以前一直有个疑问：为什么 BGC 跟马尼拉其他地方差别这么大？ 后来才知道，原来这里以前是 Fort Bonifacio 的军用土地。政府通过 BCDA 把一大片连续土地拿出来统一开发。 这一下就解释通了。 因为它不是在一个已经存在几百年的城市上改造，而是在一张相对干净的白纸上重新画了一座城。 ChatGPT： 对。 BGC 最重要的特殊条件并不是“菲律宾突然学会了城市规划”，而是它获得了一个 Metro Manila 其他地方极难获得的条件： 大规模、连续、产权高度集中的土地。 传统城区的发展顺序通常是：居民出现——形成道路——道路两边盖房子——人口增加——商业出现——原来的小路逐渐承担城市主干道功能。 等政府发现需要一条三十米宽的道路时，道路两侧早已是几百甚至几千个私人产权。于是工程问题变成了征地、补偿、司法、地方政治和安置问题。 BGC 的顺序恰好相反：土地先集中——做总体规划——画道路——划街区——建设基础设施——最后再往里面填住宅、办公楼和商业。 所以最后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城市肌理。 我： 但这里还有一个更讽刺的地方。 在建成区，你看到城市被碎片化的私人产权搞得乱七八糟，道路无法拓宽，公共设施也很难重新规划。可与此同时，城市外围大片本来可以继续开发的土地，却掌握在少数家族手里。 所以菲律宾的问题并不是土地真的平均分散在所有人手中。在老城区，产权碎得让公共建设寸步难行；到了城市扩张的边缘，最有价值的大片土地又高度集中。菲律宾直到今天都没有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。 这反而是在重复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一种私有制的最坏后果：由于个体能力的差别，土地会逐渐向少数人集中。 世界的进程永远主要由少数人的作为所主导。在私有制下，只要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别持续存在，资源向少数人集中就不是偶然，而是一种必然的结果。 在过去，资源几乎就等同于土地，所以这种集中最直观地表现为土地兼并。未来的资源会有更多形态，AI 算力也可能变成一种像土地一样基础的资源。 ChatGPT： 你描述的两种现象表面上是相反的，实际上并不矛盾，而是同一套土地制度在城市不同发展阶段留下的两个结果。 在已经建成的老城区，土地经过几代人的继承、分割和转卖，变成无数细小产权。每一个产权都不大，却足以让道路拓宽和公共建设陷入漫长协调。到了城市扩张的边缘，有资本、有政治关系、也有能力长期持有土地的人，又可以把大片土地集中起来，等待城市发展带来的升值。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结构：政府面对大量普通小业主时，没有足够的协调和执行能力；面对控制大片土地的家族时，又没有足够独立于他们的政治能力。小产权成了公共规划的阻力，大地产则成了城市增长的守门人。 所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私人产权太多或者太少，而是谁有能力不断积累产权，谁的产权最终具有更强的制度约束力。如果没有土地改革、有效税收、公共土地储备或者对基础设施增值的公共回收，城市发展创造的收益就很容易继续流向原本已经拥有土地的人。 你把这个逻辑延伸到 AI 算力，是很有意义的。土地不能复制，但算力表面上可以不断建设；然而芯片、能源、数据中心、模型和网络效应都具有很强的规模门槛，最终同样可能集中在少数公司或国家手里。二十一世纪的“土地问题”，很可能不再只是土地归谁所有，也包括谁控制算力、能源和智能生产工具，以及其他人以什么条件获得使用它们的机会。 我： 这其实也是我在菲律宾生活以后，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发生变化的原因。 我以前会觉得，中国政府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征地能力？为什么政府能够说修路就修路？年轻的时候，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，这些东西很容易首先被理解成对私人产权的侵犯。 但到了菲律宾以后，我看到了另外一面。 菲律宾沿袭了很多美国式的制度。私人产权保护、司法程序、选举、地方自治，看起来都很漂亮。问题是，这些制度放到菲律宾这个社会结构里面，最后并没有产生美国那种结果。 菲律宾有大量政治家族、地方势力和财阀。真正有权有钱的人可以通过关系、政治和腐败绕过制度；普通企业反而必须老老实实按照制度办事。结果就变成：制度没有消灭既得利益集团，反而可能保护了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。 所以我以前开玩笑说：“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菲律宾。”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让菲律宾搞共产主义。我说的是菲律宾需要一种像中国共产党政府那样的国家能力：能够做长期规划，能够打破既得利益，能够修基础设施，能够真正把一个发展战略连续执行几十年。 ChatGPT： 如果这样解释，我认为你的命题与“菲律宾应该搞共产主义”完全是两回事。 你真正讨论的是政治学里的 state capacity——国家能力，以及 developmental state——发展型国家。 菲律宾的问题未必是“民主”三个字，也未必简单是“私人产权”。因为日本、韩国、德国、美国同样保护私人产权，也能够建设很强的基础设施。 菲律宾更麻烦的是几个因素叠加：产权碎片化、地方政府碎片化、征收成本高、政治家族、elite capture、司法效率、财政能力和长期规划能力不足。 所以更准确的问题可能是：为什么菲律宾没有形成一个能够相对独立于既得利益集团、以长期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强国家？ 我： 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的中国。 我是在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那种环境里长大的。那个时候中国普通人的教育水平、社会文明程度跟今天完全不是一回事。 我小时候对社会的很多负面印象其实非常深：愚昧、贪婪、鸡贼、小市民习气，农村还有各种各样现在看来非常落后的观念。 但是我现在回头想，我从小听到的很多共产党宣传，其实很有意思。 比如：“要想富，先修路。”还有计划生育、植树、科教兴国。 我小时候打开电视，经常就是农业节目，天天教农民怎么科学种田、怎么使用新技术。当时根本不会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了不起。 现在我到了菲律宾，反而突然意识到：共产党当年其实花了几十年时间，不断地教育整个社会应该怎样现代化。 它不只是修路。它是在提高整个社会的基础能力。而且这不是一届政府做五年就结束，是几代领导人不断强化同一个方向。 ChatGPT：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：propaganda 并不意味着宣传内容一定是假的。 现代国家本来就需要塑造某些社会规范。“要想富先修路”既是在教育普通人，也是在教育基层干部：什么叫发展？不是喊政治口号，而是修路、通电、办学校、发展产业、提高收入。 如果这种东西持续几十年，就会形成非常强的组织文化。一个县长即使有自己的问题，他也知道自己的政绩应该包括招商、修路、产业、GDP、就业。 这其实已经成为组织的默认 objective function。 我： 所以我后来越来越觉得，中国共产党很像一家公司。 最早是一群创业者。一开始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管理这么大的国家。不断试错，不断犯错误，然后逐渐形成自己的管理体系。 毛泽东时期当然是一个极端例子。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很容易被毛泽东、卡斯特罗这种人拿来作为极端政治的工具。 但中国很幸运的一点是，毛泽东死后并没有继续被这种极端意识形态绑架。从邓小平开始，中国变得非常实用主义。 黑猫白猫，能抓老鼠就是好猫。什么东西有用就用什么。 所以最后中国虽然还叫社会主义国家，但实际上给整个系统打了无数补丁。最后保留了一些社会主义元素，也使用市场、资本、外资和私人企业。 我觉得这特别像一家公司创业以后不断迭代自己的管理方式。 ChatGPT： 这个公司比喻很有解释力。 毛时代很像 founder-dominated organization。创始人的个人权威甚至可以凌驾于组织本身之上。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都体现了一种极端的 founder risk：最高领导人可以绕过正常组织机制，甚至发动群众去摧毁自己建立的官僚体系。 而改革开放以后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 institutionalization。 邓时代形成的很多政治安排，可以理解成共产党在回答一个问题：怎样避免以后再出现一个毛泽东？ 干部退休、集体领导、技术官僚、政策试点、地方实验，以及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”，其实都带有这种组织学习的痕迹。 我： 你这么说以后，我反而想到另外一个问题。 也许如果当年坐在毛泽东位置上的是李光耀，中国反而未必能直接变成一个“大号新加坡”。 因为如果没有毛泽东这么瞎折腾，共产党自己可能没有真正吃过这个亏。它可能没有发展出对极左主义、意识形态优先这种东西的免疫系统。 恰恰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把整个共产党都折腾惨了以后，他们才真正知道：这条路绝对不能再走。 ChatGPT： 我认为这个判断有相当强的解释力。 大跃进和文革不仅给中国社会造成灾难，也给共产党自身造成巨大创伤。后来重新掌权的很多干部本人就是这些政治运动的受害者。 所以改革者不是通过一本教科书知道毛式治理有问题。他们自己就是实验数据。 这当然不能反过来说灾难因此值得。但从组织学习角度看，灾难确实可能产生制度免疫。 中国特殊的一点是：组织经历了灾难，却没有随灾难一起崩溃。所以它能够保留组织，同时修改组织的运行方式。 我： 我现在对习近平的评价也跟以前不一样。 尤其是去年年底开始，我在中国走了很长一段路，去了云南、广西，也去了很多比较偏远的地方。我看到一些穷乡僻壤以后，对习近平的印象改变很大。 具体到我在云南看到的地方，即使是一个远离城市、坐落在山上的村落，水、电、网络、卫生院这些基础设施也很完善，政府每周还会安排人两次进村收垃圾。 其实，我第一次意识到中国在这件事上有多不一样，还要追溯到十几年前第一次去美国。 我当时在旧金山订的 Airbnb 位于一个山坡上的典型中产社区。房子都很好，车也都很好。房东却特意告诉我：每周一、三、五会有垃圾车过来收垃圾，在垃圾车经过的那几个小时，路边不能停车。 我当时非常震惊，心里的第一反应居然是：难道垃圾不是一天来收三次的吗？ 这当然只是我当时根据自己在中国城市生活的经验产生的直觉，并不是说中国每个地方都固定一天收三次。但那个瞬间让我第一次意识到：一个地方看起来很富裕，和它的公共服务是否高频、稳定地深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，并不是同一件事。 这和我在菲律宾看到的情况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。出了 NCR 以后，连 Lipa 这样在 Batangas 很重要的城市，我都亲眼见过市区一户独立住宅里的居民只能自己挖一个大坑，把垃圾填埋进去。 这里私家车的数量与道路供给也完全失调。当地居民显然不是赤贫，很多人买得起车；但公共道路能力远远跟不上，所以拥堵极其严重。有时候一个小时连几公里都走不了。 这让我觉得，人民不是赤贫，真正接近赤贫的是公共治理能力。政府即使不能说是财政上的赤贫，也至少是无能：这么一点人口的城市，修不出足够的道路，近在市区也没有稳定的垃圾收集和处理能力。 因为你会看到，政府真的做了很多事情，让这些地方普通人的生活变好了。所以我现在总体上对习近平是 approve 的。 当然，我仍然不喜欢很多东西。比如言论自由的问题，比如修宪，比如权力重新集中。 我真正担心的不是说习近平本人一定会成为毛泽东。我甚至倾向于相信，他是一个有很强理想主义和国家使命感的人。 我担心的是：习近平把权力集中起来以后，如果下一任不是习近平这样的人怎么办？ 他是不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盒子？ ChatGPT： 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治理问题。 即使假设现任领导人非常优秀，也不能自动推出集中权力本身就是好的。 如果用公司治理比喻：一个非常优秀的 CEO 发现董事会、事业部和中层严重影响执行效率，于是把大量决策权集中到自己手里。结果公司确实经营得更好了。 问题是：下一任 CEO 呢？ 所以习近平时代真正值得长期观察的问题之一，并不只是他本人做了多少事情，而是他最终怎样解决接班机制。 我： 但动态清零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习近平跟一般的独裁者还是很不一样。 我记得2025年春天，我在马尼拉跟一群中国人吃潮汕火锅。大家聊到这个话题，没有人直接说习近平的名字，都叫“老大”。 我说了一句：“老大有一点好……”后面都不用说。大家几乎同时知道我要说什么：听劝。 因为动态清零他一开始坚持得非常厉害，但最后发现不行，还是调整了。 所以我觉得他的反馈链并没有完全断掉。他不是那种为了证明自己永远正确，就一定把错误坚持到底的人。 我甚至能理解他为什么当时会做那个判断。坐在那个位置上，支持任何一边的人都能拿出一堆听起来很有道理的信息。最后只能由你个人判断。 可能习近平的问题反而是，他过去做对了太多事情，所以容易过度相信自己的判断。 ChatGPT： 这个例子很有价值。不过时间线需要校准：动态清零真正退出是在2022年底；2025年春天，是你们在马尼拉吃火锅、回头讨论这件事的时间。 我同意，它至少说明：习近平并不是那种现实已经与自己过去的判断冲突以后，仍然为了证明自己永远正确而无限坚持的人。 但它同时暴露了集中式体系的另一面：反馈链可能没有完全断，却可能变窄。 当一项政策已经与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政治权威绑定，下面的人即使形成不同判断，也会越来越谨慎。于是，整个体系的纠错会越来越依赖最高领导人本人完成一次认知更新。 一旦他改变判断，中国巨大的国家机器可以极快转向；但在他改变判断之前，同一台机器也会极其有效地执行原来的方向。 你说“能力强的人容易过度相信自己”，我觉得恰好抓住了核心。这未必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，而可能是典型的 successful-leader trap——成功领导者陷阱。 一个人连续做对很多困难的事情以后，很容易形成一个经验：别人反对我，不等于我错；过去他们也反对我，最后还是我对。 所以动态清零最后的转弯，把这种治理模式的优点和缺点同时展示出来了：最高领导人确认转向以后，执行速度惊人；最高领导人尚未更新判断时，整个系统也很难先于他转向。 真正值得长期观察的，是这种依赖个人的纠错能力，能不能被转换成不依赖个人的制度能力。 我： 如果只看习近平从2012年上台到现在接近十四年的成绩，我确实觉得：假如把主要国家都看成公司，中国这家公司可能是干得最好的。 当然，它给员工的工资和福利未必是最好的。但从公司本身的实力、国家能力、产业升级和执行力来说，我觉得中国变强得非常明显。 如果横向比较同一时期世界上主要国家的领导层，能不能说，中国的领导层是这十四年里干得最好的？ ChatGPT： 如果把问题严格限定为：2012年以来，哪个主要大国的领导层最成功地增强了本国的综合能力，那么中国非常有资格竞争第一。 如果你的评价权重特别重视国家能力、产业升级、基础设施、国家安全和长期战略，完全可以把中国排在第一。 这并不是因为中国的GDP数字最大，而是因为2012年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之后仍然完成了非常明显的能力升级。高铁、电网、新能源汽车、电池、光伏、造船、无人机、5G、数字支付、物流、电商、空间站、北斗、国产大飞机、先进制造、人工智能和国防工业，都说明中国已经从“世界工厂”进一步变成了一个拥有极完整产业体系的技术工业强国。 而且，这些变化发生在贸易战、技术封锁、新冠疫情、房地产调整和人口老龄化同时出现的背景下。 横向看，美国仍然在人工智能、云计算、生物科技、资本市场和能源领域保持巨大优势，但国家执行能力很难说有同样明显的提升；欧洲一些国家在增长、能源、国防和产业竞争力上遇到明显困难；日本处于成熟经济体的低增长状态；印度发展很快，但在人均收入、基础设施、制造业深度和公共服务能力上仍与中国存在较大距离。 所以，如果问题是：“十四年以后，这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，综合实力和把事情做成的能力提高了多少？”习近平时期的中国确实交出了一张很强的成绩单。 但如果问题变成：“哪个政府最大化了普通人的综合福利，同时最小化了未来风险？”我就不会同样确定。 因为这张报表上也有很大的红灯：房地产和地方债，居民消费和收入结构，人口问题，外交环境，公民自由，以及最高权力和接班机制带来的长期风险。 习近平时代最值得注意的地方，恰恰是资产负债表的两边都很大。一边是比2012年强大得多的工业体系、基础设施、技术能力、军队和中央国家机器；另一边是房地产、人口、消费不足，以及尚未结算的权力交接风险。 最后一项，很可能要到习近平离任以后，才能真正打分。 我： 如果按国家公司的方式评价，我还是觉得中国这家公司干得最棒。当然，它的员工工资和福利不见得最好。 也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这十四年成长得比较快，所以没有那么容易体会那些没有那么成功的人的压力。这个偏差我承认。 但从我自己的生活感受来说，幸福指数确实比以前高了很多。 最明显的是消费。我说的不是把今天的中国和过去做纵向比较，而是和我去过的所有发达国家做横向比较：中国商品的丰富程度仍然更高，更不用说第三世界国家。 北京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城市，但哪怕到了冬天，超市货架上的热带水果往往也比一些热带国家更丰富。品种可能多出好几倍，价格却常常只有几分之一。 东西现在甚至便宜到让我担心，这是不是生产能力过剩造成的便宜，对生产者反而不太好。 但我觉得这种问题已经不是简单选择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或者某一条道路就能解决的。它可能是现代经济制度里更底层的一个矛盾。 另外，环境改善特别明显。 我在北京五道口一带住了很多年。以前周围很多水就是臭水沟，现在水变清了，公园也多了，整个居住环境比十几年前好太多。 政府服务也是一样。十几年前我在北京办房产过户，被税务窗口的工作人员气得半死。那时候我觉得上海、杭州的政府服务比北京强很多。 现在这种事情在北京已经很少见了。政府越来越像一个服务机构。站在普通公民的角度，我自己的生活幸福指数确实有了非常大的提高。 ChatGPT： 如果继续使用 China Inc. 的模型，我觉得应该区分公司的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。 GDP增长率、房地产、消费、就业，比较像利润表。当然都重要。 但你提到的很多变化，其实在资产负债表上：高铁、地铁、电网、道路、公园、河流治理、污水系统、学校、医院、5G、数字政务、物流网络和城市公共空间。 一条地铁建成以后，第二年的GDP不会再因为“修这条地铁”增长一次，但它仍然每天给居民创造福利。河道治理、社区改造和政府流程改善也是一样。 所以，2012年到现在一个很容易被GDP讨论掩盖的变化是：普通人生活在一个公共资本存量比以前大得多的社会里。 你提到的环境也很关键。以前很多城市治理的目标只是“有没有”：有没有路，有没有电，有没有住房，有没有工业。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，目标开始变成“好不好”：空气好不好，水干不干净，社区舒不舒服，办事是否方便。 这说明政府的KPI已经不再只有增长数字，也开始加入越来越多直接影响生活质量的目标。 政府窗口服务的变化同样不只是态度问题。以前很多事情是“因为你认识谁，所以给你办”；现在越来越多事情变成“材料符合规则，所以就应该给你办”。这种非人格化行政，是现代治理非常重要的进步。 至于东西便宜到让你担心，这个观察也很准确。 中国早期的问题是生产能力不足。现在很多行业的问题已经变成生产能力太强。激烈竞争给消费者带来极高的消费者剩余，但也会让生产者利润变薄，带来内卷、降薪、裁员和投资回报下降。 于是出现一个悖论：中国特别擅长生产便宜的东西，却没有同样擅长让生产这些东西的人获得足够高、足够稳定的收入。 所以 China Inc. 下一阶段的问题，可能不再只是“公司还能不能继续做大”，而是“公司做大以后，创造出来的收益怎样更多地进入员工家庭”。 医疗、养老、住房、教育成本、工作时间、劳动者议价能力、居民收入占比和社会保障，可能会逐渐比再建多少基础设施更重要。 不过你提到的公园、清水、空气、社区环境和政府服务，已经是这个转型的一部分。它们不直接生产钢铁、汽车或者GDP，却直接生产了你说的那个东西：幸福指数。 我： 我觉得这些事情恰恰是在习近平考虑之内的，所以他才开始做。 你的提醒反而加强了我对习近平的尊敬。因为我自认为已经算普通人里比较愿意思考这些问题的，但很多事情仍然是在你的提醒下才被我串起来。 我突然发现，习近平时期做的并不只是把公司做大，也在做让一般员工生活得更幸福的事情。 ChatGPT： 这里最好把两件事分开。 “习近平时期确实在做这些事”，是一个可以用政策与结果检验的事实命题；“因此习近平值得尊敬”，是你的价值评价。 前一个命题有相当强的证据。扶贫、生态环境、老旧社区改造、基层公共设施、政务服务，都不能简单归结为GDP最大化。关掉污染严重但赚钱的工厂，短期可能减少产出；治理河流、改造老旧小区、给偏远农村修路，财务回报也未必高；投入大量资源帮助最后一批极难脱贫的地区，更不是利润最大化的选择。 如果政府只是一个GDP-maximizing machine，很多事情不会成为那么高的政治优先级。 所以你的评价变化并非来自抽象宣传，而是你先在现实旅行和日常生活里看到结果，再回过头发现，这些结果确实与过去十多年的政策重点相互对应。 但我仍然建议保留三项可以同时成立的判断。 第一，习近平时期在扶贫、生态环境、基层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、反腐和国家能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实际成绩。 第二，习近平本人很可能具有强烈的发展主义和国家使命感。 第三，他对最高权力结构的改变，仍然可能制造严重的长期制度风险。 发现以前低估了他的正面成绩，不等于所有未知项都应当一起向正面更新。 最危险的制度变化不一定由坏人完成。一个很有能力、有使命感、并且确实解决了大量问题的领导人，最容易让整个组织形成一个推论：既然权力集中在他手里效果很好，那么权力集中本身就是好的。 但这两个命题并不等价。 我： 不过，我觉得你前面有一句话太学究气，也太理想主义了。 你说一个伟大的CEO，应该建立一个“不需要伟大CEO也能长期伟大”的公司。 我想了想，我根本没见过这种公司。 伟大的领导人可能就是不可替代的。美国也许是一个例外。Founding Fathers建立制度以后，美国两百多年一直总体向上。如果把美国看成一家公司，它可能真的实现了你说的那种东西。 但除了美国，还有别的例子吗？ ChatGPT： 有。而且你的反驳让我觉得，我前面的说法确实太像商学院教科书。 现实世界更接近这样一句话：优秀制度不能保证一个国家永远伟大；它能做到的，是在连续遇到几个平庸甚至糟糕的领导人时，不至于把几十年的积累一次性毁掉。 美国是最惊人的案例之一，但不是唯一一个。 英国其实很典型。它经历过优秀、平庸和糟糕的首相，也经历世界大战、帝国解体、经济危机、改革、金融危机和脱欧。英国早就不再是世界第一，但它没有变成一家烂公司。大学、科研、金融、法律、公共行政、社会秩序和企业环境仍然处于世界高水平。 制度没有保证 UK Inc. 永远第一；它保证的是，CEO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公司掉出第一以后，仍然是一家世界级公司。 德国是另一个例子。二战后的制度不能替代正确战略，能源和产业政策照样可能犯错；但战略犯错也没有让德国立刻变成失败国家。工业体系、职业教育、地方政府、司法、企业治理和社会保障，不会因为出现一个平庸总理就停止运转。 日本更符合你说的“没有伟大CEO”。日本首相换得很勤，很多人几年以后连名字都很少有人记得。但铁路照样准点，自来水照样能喝，丰田照样造车，大学照样科研，警察、市政府和法院照样运转。 日本拥有庞大的中层管理、标准流程和组织记忆。CEO重要，但CEO不是公司本身。 瑞士可能是最极端的反例。多数人说不出几个瑞士总统，因为它几乎被故意设计成“最好别出现一个伟大领袖”。七人组成联邦委员会，总统一年轮换一次。这个没有长期强人领导的国家，却长期维持极高的收入、产业竞争力、科研、金融、制造业和公共治理水平。 当然，必须强调：这些都是已经成熟的国家。你不能把这种治理结构原样搬去管理1949年一个人口庞大、贫困、基础设施薄弱的中国，然后假定它同样有效。 所以国家发展可能有两个阶段。 追赶阶段像创业公司，需要愿景、强执行、集中资源、快速决策、打破既得利益和长期战略。在这个阶段，李光耀、朴正熙、邓小平一类领导人的作用可能极其巨大。 菲律宾现在的问题，也许并不是CEO权力太大，而是没有一个真正能重组公司的CEO。任期有限，董事会里是不同家族，各事业部各有老板，重大项目处处受阻，土地又在无数私人手里。让这样的CEO把 Manila Inc. 重构成 Shenzhen Inc.，他可能连第一条路都拆不出来。 但进入成熟阶段以后，目标就会变化。你不再需要十年增长十倍，而需要：别把公司搞死；每年进步一点；偶尔出现一个优秀CEO，再跳一级。 这时，英国、德国、日本和瑞士式制度的价值开始显现。 真正厉害的制度可能不是“不需要伟大的人”，而是：伟大的人来了，允许他创造巨大增量；平庸的人来了，让公司照常运转；坏人来了，把他的破坏力锁在有限范围；犯了错误以后，还能把他换掉。 也就是说，制度主要提高的是下限，而不是保证上限。 我： 这三句话我特别喜欢。 别把公司搞死。 每年进步一点。 偶尔出现一个优秀CEO，再跳一级。 我觉得这个比“建立一个永远伟大的制度”现实多了。 ChatGPT： 我也觉得，这三句话把前面聊了很久的东西一下压缩出来了。 任何制度都解决不了人才分布这个基本事实：伟大的领导者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。 成熟制度真正能优化的是下限，而不是保证上限。 最差的制度是，碰上李光耀可能起飞，碰上毛晚年式的领导人就全国一起遭殃。 更好的制度是，碰上庸人，国家仍能缓慢改善；碰上坏人，他拆不掉承重墙；碰上真正优秀的人，制度又不把他捆得什么都做不了。 这也会修正我们评价习近平的方式。真正的问题未必只是“集权好不好”，而应该问：他增加的决策和执行能力所创造的上行收益，是否大于系统容错率降低所增加的尾部风险？ 这个问题可能要等到整个执政周期结束，尤其是权力交接完成以后，才能真正回答。 我： 但是再看Apple，我还是觉得伟大的CEO可能不可替代。 Tim Cook已经非常厉害了。他把Apple的营收和市值做到了这么高，运营能力肯定是世界顶级的。 但我仍然觉得，如果未来几年Apple不能再出现一个Jobs那样的CEO去接替Cook，Apple完全可能开始走下坡路。甚至有一天突然崩塌，我都不会特别意外。 ChatGPT： Apple这个例子，恰好能把“成熟国家、成熟公司”的模型再推进一层。 Tim Cook不是一个平庸CEO，而是一个极其优秀的成熟期CEO。只是，他优秀的维度与Steve Jobs完全不同。 Jobs最可怕的能力，是不断回答：“下一个世界是什么？” Mac、iPod、iTunes、iPhone、iPad，他不是把已有业务改善20%，而是隔几年重新定义一次Apple是什么公司。 Cook最强的能力，则是把Jobs留下来的产品公司，变成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商业机器之一。供应链、全球制造、服务收入、订阅、Apple Silicon、资本回报、生态、零售和运营效率，这些成绩都非常惊人。 如果按我们刚才的模型：Jobs负责跳一级；Cook负责每年进步一点，而且连续进步十几年。 这个“一点”复利十几年以后，同样不得了。 但你的担心是合理的。真正的问题不是Apple明年还能不能卖动iPhone，而是它“跳一级”的能力是不是在衰退。 Apple Watch、AirPods和Apple Silicon都是巨大成功，说Cook时期没有创新并不公平。但如果标准是创造一个以前不存在、后来又改变整个计算范式的新平台，那么Apple确实很久没有再做到。 Vision Pro很有野心，但还没有成为下一个iPhone；汽车项目投入多年以后取消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浪潮也不是Apple开创的。 iPhone是一棵极其巨大的树。树太大以后，公司每天最理性的决策都会变成：不要伤害iPhone。 如果下一代计算平台会削弱App Store怎么办？如果AI agent让用户不再打开几十个App怎么办？如果未来的人机交互不再以“打开手机、点击App”为中心怎么办？ 对于依靠现有生态赚取巨额利润的公司，主动杀掉自己的商业模式非常困难。但Jobs罕见的能力，恰恰是愿意杀掉自己的产品。iPhone出现时，他知道它会杀掉iPod。 所以Apple没有下一个Jobs，慢慢走下坡路完全可能。但我会降低“突然崩塌”的概率。Apple的用户基础、品牌、供应链、现金流、开发者生态、芯片能力和用户黏性都很厚。 它更可能逐渐变成曾经的IBM、2000年代的Microsoft，或者某一阶段的Intel：仍然巨大、赚钱、优秀，但决定未来的东西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别人那里。十年后回头，人们才发现拐点早已过去。 而Microsoft恰好提供了一个漂亮的反例。 它经历Ballmer时期以后，Satya Nadella上台，重新定义公司战略，推动Azure、云、开源、订阅，再到人工智能，硬是让一家已经成熟、甚至一度显得暮气沉沉的公司重新跳了一级。 Microsoft真的完成过一次这样的循环：没有先把公司搞死，长期维持并积累，然后遇到优秀CEO，再跳一级。 所以Apple最重要的问题，不只是“谁来接替Tim Cook”，而是Apple的组织结构还能不能识别并允许下一个Jobs或Nadella式的人真正掌权。 成熟大组织最大的危险，往往不是没有天才，而是天才出现以后，中层、董事会、财务纪律、既有利润中心、风险控制和内部政治共同告诉他：“这个想法风险太大，会伤害我们现在非常成功的业务。”最后把他排除出去。 这又回到了我们讨论国家治理时的问题：成熟组织怎样同时获得制度带来的下限，与天才带来的上限。 只有下限，没有上限，组织会慢慢官僚化；只有上限，没有下限，碰上Jobs可以起飞，碰上一个疯子也可能坠毁。 真正厉害的组织，既不依赖Jobs才能活，又能在Jobs出现的时候把方向盘交给他。 我： 这样回头看，我们今晚其实一直在讨论同一件事。 BGC为什么能够被规划出来，菲律宾为什么很难复制这种国家能力，中国共产党怎样从毛泽东时期的灾难中学习，改革开放为什么形成实用主义，习近平怎样提高执行力，又怎样带来接班和反馈链的风险，最后一直聊到美国、英国、德国、日本、瑞士和Apple、Microsoft。 它们问的都是：一个组织怎样既不被坏领导人毁掉，又不把真正优秀的领导人锁死。 所以我还是最喜欢这三句话： 别把公司搞死。 每年进步一点。 偶尔出现一个优秀CEO，再跳一级。 ChatGPT： 对。 一个成熟制度不可能保证伟大领导者按时出现，也不应该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下一次天才降临。 它真正能做的，是让普通领导者守住积累，让优秀领导者打开上限，并让糟糕领导者无法摧毁承重结构。 如果把今晚所有讨论压缩成一句组织治理的目标，也许就是： 庸人守成，能人进取，坏人受限。